摘要：魏晋是一个相当动乱的年代，也是思想产生激烈碰撞，分外活跃的年代。社会环境的险恶与魏晋文人思想行为的率真通脱的产生了鲜明的对比，或者说，正是政治环境的险恶促成了思想的解放与发展。而面对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魏晋文人必须先远离复杂的政治关系网络，才能追求个性的自由与解放，于是钟情自然，归隐山水便成为了魏晋文人最无奈也是最优的选择。本文意图分析魏晋文人的自然
一、越名教，难自然
魏晋文人，基本组成部分是门阀贵族，这样的身世使得他们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也有着优渥的生活环境。但同样，正因这样的身份，在政治斗争黑暗激烈的魏晋时期，他们终身只能陷在政治的漩涡之中。然而，身体上的束缚越重，精神上对自由的渴望便越发强烈。正因为陷入政治斗争的恐慌无法自拔，像竹林七贤这样的世家子弟才更想要突破“名教”的精神束缚，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超越儒家伦理纲常的束缚，回归人性本身的自然品性，用不合纲常的行为，用言辞激烈的文章来反抗儒家封建礼教。
但无论怎么反抗，他们终其一生只能反抗精神上的束缚与压迫，而无法彻底从政治的黑洞中逃离出来。甚至精神上的反抗也仅仅是反抗，在黑暗政治的纠缠压迫下他们并不能实现精神的超脱，并不能真正的任自然。服药，喝酒，游戏山水，如果仅仅像他们所讲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享受当下的生命，享受精神和身体的暂时超脱，或许也是一种解脱。但很显然，在寻找到个体生命意义或是仍在寻找的他们，愈发认识到生命的宝贵，也愈发恐惧和烦扰。
据史料记载，像嵇康、何晏那样第一流的诗人们，相当多的都是死于非命。这种残酷的政治清洗屠杀，让他们在表面的潇洒任自然之后，内心痛苦不堪，带着无尽的忧愁。他们内心是矛盾重重的，一方面对反对礼教并不后悔，但另一方面却又知晓这样的社会土壤如何生存——“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鲁迅）。如此狂放骄傲的嵇康却教儿子成为一个“庸碌”的人，这意味着他不仅不希望儿子像自己，更意味着他内心其实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鲁迅）。
阮籍同样是这种内心双重矛盾的代表。“虽然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是隐而不显的”（鲁迅），阮籍表面有多恣意激昂，内心就有多么痛苦忧伤。欲求解脱却不可得，逆来顺受又非己愿，自知生命宝贵意图长寿延年，却又时刻痛恨恶劣的社会环境，种种矛盾与痛苦压在阮籍心中。如此世道，如此身世，使得阮籍无法真正摆脱，无法真正达到心中的出世自然，只能通过精神的激烈反抗来短暂的得到“自然”。
然而，表面的潇洒、内心的沉重痛苦也使得阮籍的创作隐而不发，将受残酷政治迫害的痛苦忧伤既含蓄又强烈的表现出来。正因如此，这使得魏晋文人的内在精神不仅是黑暗政治下名教的反抗者，也是儒教精神的捍卫者。也因如此，魏晋的文艺才有了更深刻的意义，更深沉的力量，在求而不得间魏晋文人才有了更强烈的积极力量与意义。
二、远政自然，游情山水
等到了东晋与南北朝时期，政治斗争依然剧烈，战争也仍频繁。虽比西晋的黑暗恐怖相对平和，但对于世家大族出身的谢灵运来说政途依然多艰——此时正值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宗王出镇制影响下，皇权高涨，世家大族政治地位衰微，谢氏选择远政避世。因此谢灵运的仕途也是一波多折，不得实现理想抱负，只得隐逸避世，追求玄学。不过世家大族雄厚的经济实力也使谢灵运有足够的财力寄情山水，以此消遣政治上的苦闷忧愁，体悟人生。
他与“竹林七贤”有相似的境遇，但谢灵运却并非以反抗名教为追求，而是更钟情山水自然，在对自然山水的描绘与追求中抒发个性与情感。因此其诗歌在继承前朝玄言诗特点的基础上，完成了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变革，创立了其独特的章法结构。也正因为根本追求不同，所以以谢灵运为代表的文人创作体现在对山水景物的极力描写上：
登江中孤屿
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
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
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
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
想象昆山姿，缅邈区中缘。
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
谢诗的章法结构多为“行程—写景—玄言”的程式化结构，先纪游，然后写景，最后兴情悟理。其打破了前朝玄言诗只以山水为媒介，山水为辅，玄言为主的结构——开头四句纪游写因倦游江南，所以转游江北。后三句写景，极写孤屿山秀峰耸翠，秀丽妩媚，灵气仙心。最后四句兴情悟理想象孤屿山如昆仑山那样仙灵超然，认为尘缘邈远，自认道心契悟．始信安期之术得以养生尽年。
谢灵运的诗歌，以山水为主，更体现在极描山水状貌，“极貌以写物（(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也因此其诗歌语言继承了魏晋诗歌传统——文辞典雅华美，状物工巧刻炼，多用典，多用对偶等技巧。如：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
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
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
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
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
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
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
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该诗起首二句便对偶精巧，极为凝炼。从远处勾勒山水秀美。昏旦之间气候多变，山水之景如清灵的光芒一般。“清晖”二句，用顶真手法蝉联而出，承接自然。“出谷”二句承上启下：出山谷时天色尚早，及至船上，日光已然昏暗。“林壑”以下六句，则详写湖中晚景：傍晚，林峦山壑之中，夜幕渐渐收拢聚合，云霞正迅速向天边凝聚。湖中，荷叶重叠相映，仿佛抹上了一层夕阳的余辉，明暗交错，相互照映，而蒲稗互相依倚，互相凭借。其笔触细腻、精雕细琢。取景上，远近视角多变，大全景式构图；语言上，两两对偶，工巧精美。体现出谢诗“极貌以写物”和“尚巧似”（钟嵘《诗品》）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披拂”二字，意披着拂尘。谢灵运是佛教徒，因而他的诗歌是以老庄玄学与佛学相互印证体悟玄理的。此点在其山水诗体现较为隐蔽，因其玄言是以玄佛相通之处来兴悟，但在此处“披拂”可见一斑。
谢灵运的创作以山水自然为根，在自然中体悟人生玄理，并借此消遣政治上的苦闷。与嵇康阮籍相比，少些人本性的力量与对自身的追求，但多了对自然山水的极貌写物，诗歌的气势与境界更广袤旷然。
归田抱朴，自然而然
如果说“竹林七贤”的文章深沉而彰显着人本性自然的力量，谢灵运的山水诗极描自然而体悟玄理之识，那么陶潜的诗歌作品则充分表现了人的自然与山水的自然的相融化一。
陶潜选择隐于世，回归质朴自然，不做激烈的反抗，但却默默地远离世俗的政治斗争。当然，这也是因为陶潜的家世与政治斗争关系并非那么密切。陶潜受到的教育和少年抱负使其走向了官场，对政治产生了兴趣。但最终，他发现了自己内心属于田园，属于朴实自然的生活。于是他毅然决然的回到田园，享受自己心心念念的田园之乐：
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陶潜自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写明在“尘网”官场中想要回归田园生活的迫切，而后感叹“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发出回归自然之乐的欢欣满足，体现其“出世隐逸”的玄学理想——离俗脱笼，复返自然。还有中间大篇幅具体描写自然朴实的田园之美，语言朴实自然，但却不仅仅是简简单单描述自己的田园隐居生活，而是将田园构筑成了一个理想社会，一个精神世界的避难所，将他变成了儒家的“大同社会”与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相结合的产物。陶潜的自然，并非指山水奇观的玄妙高远，而是指田园生活的自然朴实，既是个性自然亦是生活自然。
相比阮籍来说，陶潜的反抗并不激烈，也并不像谢灵运一般追求自然山水远离俗世：他只是默默的离开官场，但不离开俗世；他依然热爱生命，依然生活农村田园，而非山林隐居；他也寄情山水，但也非毫无人气的自然宏景，而是朴实无华的田园风光。陶潜的出世，是“隐世”，将自己隐藏在芸芸众生中，享受平凡自然，拥抱朴实田园，以此来远离政治斗争，也让自己的心境变得更沉静，精神具有更强大的力量。
而他的作品也显示出这种平凡力量，如饮酒（其五）中：
《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中远离官场，有隐逸的心态，所处地方无论是田园人境还是幽谷密林，自然而然都是偏僻的，自然都是没有官场政治的喧嚣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简单而真实的生活描绘，却有一种平凡而富有生命力的美，可望不可即。所以其采菊，其见南山，在悠然下，都是美而惬意的。而最后一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则体现其真意非所辩出的具体玄理，而是隐藏在全诗中。陶潜的诗歌既不像前人将山水田园只作为抒发个人性情的媒介，也不像谢灵运将山水作为诗歌主体，而是个性与理趣渗透在田园风光，自然之美中，化在自然朴实的田园画面中，散于自然天地间。全诗渗透着一种冲淡平和，静穆悠远。不同的心境，同样见山，却非见山，带不得那种悠远。
陶潜的自然，是天性与山水田园的巧妙结合。他少了精神上更深沉的力量，也少了作品上精妙的描写，但留下了拥抱质朴，乐于平凡的自然而然，展现出一种人与自然调和的臻至极境的美。
结语：魏晋南北朝横跨三百六十余年，战争频繁，政权不断更替。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魏晋文人才能向内追求本性，向外抒发个性，追求“自然”，不断创造出“自然”之美。在不同的境遇下，竹林七贤展现给我们人性自然的深沉之美，谢灵运描绘出自然奇观的玄妙之美，陶潜则是带给我们平淡冲和，人与自然交融的质朴之美。